反思眼前的危机，实际上是反思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的真正内涵。在理论上，有必要重温主张自由主义的两大学流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区别在于，货币主义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介入市场，当然，政策何时介入、怎样介入就是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事情了。奥地利学派则比较少地考虑货币问题，而是强调导致萧条的诱因，试图按照因果关系，把导致萧条的因素从复杂的经济生活中分离出来。并且，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千万年来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教化中习得的自然正义和责任伦理，可以解决经济生活的一切困境，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主义。主张不同，命运迥异。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是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地利学派离我们最近的代表人物是罗斯巴德，和他的老师米塞斯一样，一辈子郁郁不得志，直到晚年才获得内华达大学的教职，但却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显然，货币主义能够充分肯定政客和经济学家的存在价值，按照奥地利学派的主张，政府和经济学家可做的事情并不多。

米塞斯和哈耶克凭借对于1929年的大萧条提前发出的警告，曾经赢得过很高的声誉，但是，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却并未受到政界和主流学界的基本认可。更令人不解的是，奥地利学派坚信的千万年来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教化中习得的自然正义和责任伦理，与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国家的宗教情感如此接近。

能够作出的推测是，大约在100年前，两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财富，可能已经使政客和经济学家感受到了内心欲望对宗教情感和责任伦理的冲击。“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后知后觉的普罗大众，以宗教情感为基础的价值观和责任伦理，遭受了“消费者至上”商业原则的侵蚀和冲击。时至今日，乘坐“五月花”号轮船来到新大陆的新教教徒们营造的精神家园已斑驳不堪。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人们，陷入了自由主义的迷茫和困顿。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责任和伦理。华尔街却秉持“贪婪是个好东西”“商业只和规则有关，与道德无关”的名言，试图利用人们对科学、数学模型的笃信，替代责任和伦理，颠覆人们对传统信用的感受。以信用衍生产品作为手段，信用关系被极大延长，迅速复杂化，导致人们即使借助先进的工具已经无法感受和理解，信用的监督当然也就不存在了。把不确定性用数学模型量化的大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牧师，是否早就想到用数学模型来计量良心和道德，从而实现宗教的伟大革命呢？我们真的不得而知。

按照市场自由的基本原理，市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市场参与者的责任伦理。信用和监督的损毁，必然破坏市场的自由。现实经济生活中，就是银行被国有化，依靠政府保证信用，实施监督。直接破坏了政府作为不参与交易的正义第三方地位，法治和民主政治还能否得到保障？

实际上，经济权力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两极分化，已经使权贵资本强大到能够通过改变制度攫取财富。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证就是，“大萧条”期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颁布）严禁银行从事股票投资，在1999年被废除了，结果，十年后我们又一次迎来了“大萧条”。

不仅如此，2004年，美国证监会取消对投资银行15倍杠杆比率的限制，更是为危机的来临彻底扫除了障碍。笔者在《调控的逻辑》文中已经指出：“美国的民主体制已经被缺乏责任伦理的权贵资本绑架，民主制度最引以为自豪的监督职能已形同虚设，美国的民主最终也没能逃脱被异化的命运。”

民主政治被异化的结果，就是潜规则开始大行其道。至少十年来，华尔街的交易员和基金经理都知道麦道夫的骗局，从不与他开展交易，但谁都不愿刺破骗局，共同导演了华尔街版“皇帝的新衣”。参众两院陷入完全对立，信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样的“斗争哲学”。议员们陷入党派对立，淡忘了选民的委托。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所言“国会才是真正的系统性风险”。

当人们看到巴拉克·奥巴马《我们相信变革：重塑美国未来希望之路》中的口号，重新被美国制度潜藏的修正自身演化路径的能力感动的时候，不应忘记，国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并没有改变，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强势群体，可以继续声称“完善”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继续以法律的名义满足对财富的贪婪，为自身牟利，并不愿真正面对责任伦理进行深刻的反思。虽然他们深知，国家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是，强大的武器库和海军陆战队仍能成为信用的保证。对于倘能保持强势的人们，深刻反思的希望可能依旧渺茫。

正如汪丁丁先生所言：“更长期而言，市场的全球化要求市场参与者们具有更高级的责任伦理。否则，良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消失。”如今，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虽然故去，但按照他们的理论剖析眼前的危机，却体现了与“大萧条”一样的必然性。这就是自由市场的真正内涵。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目前的强势地位，以传统的“中庸之道”和自律精神为基础，强化社会和公民的责任、伦理和道德培育，而不仅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或许已是最后的好时机。唯有如此，才可能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达到和谐社会。毕竟，这才是一个国家最终的软实力。